“啦啦啦！啦啦啦！我是卖报的小行家，不等天明去等派报……”这首家喻户晓的《卖报歌》创作于1933年，彼时上海街头报童们在硝烟与贫苦中奔走叫卖的身影，触动了创作者的心弦。作曲家聂耳与词作者安娥携手，将对底层人民的悲悯、对革命的热忱，化作音符与文字，共同铸就了这首传唱至今的时代经典。
词作者安娥，不仅擅长作词，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与剧作家。但鲜为人知的是，她还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，是一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，为我党情报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。
崭露头角赴革命
安娥，原名张式沅，1905年出生于河北省获鹿县范谈村（现石家庄市长安区），后随家人迁往保定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天津、上海、济南等地的学生、工人纷纷响应，但保定的学校由于长时间受封建礼教的影响，教员们的思想尤为守旧，他们视五四运动为洪水猛兽，严格限制学生的生活和自由，禁止学生接触进步书籍、集会、谈论国家大事等。
面对学校的高压政策，学生们虽然心怀不满，却无人敢公然反对，但具有进步思想和出色组织能力的安娥勇敢地站了出来，毅然决然地带领全班同学罢课，体现出她对旧秩序的反抗精神以及对新思想的热切追求。
1925年，年仅20岁的安娥，开始为追寻独立、自由、平等而努力，她坚信共产主义是解放全人类，也是解救她自己的唯一途径。在大学期间，安娥积极投身学生运动，踊跃参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。在一次活动中，她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邓鹤皋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安娥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并担任北京团总支的抄写员，同年她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1927年，安娥受周恩来等人派遣，远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。在此期间，她结识了中山大学职员郑家康。1928年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（苏联情报机构）的东方部急需一位“年纪小、嘴巴严、懂俄文、工作勤勉”的工作人员，符合这些条件的安娥在郑家康的引荐下来到了这里工作，并担任东方部中国局首长的助手。安娥主要负责整理资料和笔译工作，偶尔也会承担案件审理的口译工作。虽然工作开展起来并不容易，但安娥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，能力和觉悟均得到了大幅提升。
密传情报展身手
1929年，安娥结束了在莫斯科3年的学习和锻炼，返回上海。在苏联的几年间，安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的革命事业，回国后的她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，正式加入中央特科。为了方便开展工作，更是为了保密，她将名字改为“安娥”。
根据组织委派，安娥以秘书身份潜入国民党党务调查科，在已被我党策反的杨登瀛身边开展工作，协助执行情报搜集任务。杨登瀛将从各方汇总的情报全部送到办事处，安娥认真研读、精选后，凡是对共产党有价值的情报，她都会争分夺秒地抄送给陈赓，再由陈赓报送给周恩来。
1929年底，徐恩曾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主任，他把上海方面的重大事件全部交由杨登瀛办理。安娥为了将杨登瀛知悉的大量情报送出去，经常变换身份作为掩护，有时装扮成珠光宝气的大小姐，有时是精明干练的领导秘书，有时是意气风发的大学生，有时又成了朴素的纺织女工……她通过身份的多变和睿智机敏，多次躲过敌人的跟踪、盘查和追捕，及时为党组织传递了许多关于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计划、命令等重要情报。安娥送出的情报使共产党很多干部化险为夷，周恩来、任弼时、关向应等多位领导人得以被营救、脱险。
可惜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。1931年4月，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当即叛变，随后，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关系遭到严重破坏，陈赓、杨登瀛等人也接连被捕。由于单线联系人被捕入狱，1933年初，安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。尽管如此，她从未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、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信仰，一直在寻找为党和人民工作的机会。她先后加入了“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”“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”等进步组织，创作了许多抗日救亡歌曲。由安娥作词的《打回老家去》，被认为是当时仅次于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抗日救亡歌曲。
1948年党组织联系到安娥，并安排她于10月来到党中央所在地——西柏坡，由于她长时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，党组织审慎考虑后，批准她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重回党的怀抱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安娥先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、保卫部工作，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、中央实验话剧院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从事创作。1976年8月，安娥病逝，她充满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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